寻衅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殴打伤害无辜、肆意挑衅、横行霸道、毁坏财物、破坏公共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刑法将寻衅滋事罪设置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的扰乱公共秩序一节中，从中可以得知寻衅滋事罪侵犯的客体应当首先包含社会管理秩序和公共秩序，即社会法益。社会法益是由每一个个体法益组合而成，因此对个体法益的侵犯都可以看成是对社会法益的侵犯。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研究寻衅滋事罪客体的双重性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并不是所有侵犯个体法益的行为都构成寻衅滋事罪。因此，寻衅滋事罪必须同时侵犯社会法益和个体法益，而且这两个法益必须相对独立，即在行为侵犯个体法益的同时必须额外造成对社会管理秩序的破坏，使其他个体受到威胁和恐惧，从而使社会秩序处于动荡或者断裂状态，影响人们生活的安定预期，而不是简单地由个体法益直接传导到社会法益。
从客观行为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抢劫罪、聚众哄抢罪的客观行为具有重合性。虽然刑法对寻衅滋事罪也规定了“情节恶劣”、“情节严重”等字眼，但是一些地方在司法实践中对恶劣和严重的程度掌握得较低，有时仅仅追逐他人就认定该罪。这种定罪标准的降低会导致寻衅滋事罪的调整范围过大，将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也纳入到刑法的调整范围，出现罪刑不均衡的情况。因此对寻衅滋事罪的认定既要考虑行为对直接对象造成的危害程度，也要权衡对公共秩序造成的危害程度，对寻衅滋事的行为在总体上予以评价，达到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社会危害性。
1、犯罪动机(主观)
需要以“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为犯罪动机。
因此犯罪嫌疑人出于正当理由，就算实施了与《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相类似的行为，也应该从“主观动机”上切入组织无罪辩护。一些被侵权的受害者在维护自身权利中存在着一些不当的行为，已经被不少法院认定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这才是对寻衅滋事罪的正确理解。其实，寻衅滋事罪是用于打击“耍流氓”，而不是打击不规范的维权行为。
2、豁免条款
寻衅滋事罪有个“豁免条款”，那就是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不认为是寻衅滋事罪。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的寻衅滋事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但有关部门制止或处罚后继续寻衅滋事行为的除外。
只要符合“豁免条款”的两种情形，都可以进行据理力争。邻里纠纷、经济纠纷之类，应该引导冲突双方合理解决，而不是通过寻衅滋事罪的滥用来进行压制。
3、情节性质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了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这说明只有情节恶劣的寻衅滋事行为，才会从违法升格为犯罪。那些没有严重情节的寻衅滋事行为，可以做无罪辩护。
尽量从犯罪的档次降格处理违法行为即可。
4、公共秩序
寻衅滋事罪严格意义上是一种破坏公共秩序的犯罪，因此是否破坏公共秩序就属于本罪构成要件。
公共场所的性质、重要程度、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就成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评判标准，第一层：那些不属于“公共场所”的显然不构成本罪。第二层：那些虽然属于“公共场所”，但严重程度达不到“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应该坚持无罪辩护。
寻衅滋事罪是从“流氓罪”演变而成的“口袋罪”，但“扎口袋”却需要法律、法律解释与司法解释，这就为辩护留下了空间。牢牢框住口袋罪，把口袋罪的拿捏的死死的。避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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