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刑事合规的出罪可能

　　中国的企业合规进程已经开启，但是民营企业的刑事合规制度仍然处于萌芽阶段。自2017年起，各监管部门已经根据我国国情、现状，相继发布了《合规管理体系指南》、《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 》、《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等文件，指导企业实现行政监管语境下的合规。但是刑事领域的企业合规问题仍然处于研究阶段，民营企业的刑事合规构建更是有待突破。

　　在《2017—2018中国年度合规蓝皮书》中显示，在被调研的近300家各类型企业中有77% 的企业都制定了合规总政策，但是只有35% 的民营企业制定了合规总政策，其中以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风险管控为例，仅有19% 的民营企业有针对中国法律的反商业贿赂手册。总体而言，相较于国有、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合规进程的发展更为缓慢，特别是针对各项刑事风险的专项合规建设更为缺乏。基于民营企业的刑事困境，国家政策对保护民营企业的引导意向明显。

　　自2018年起，《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强调对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主张推动民营企业合规建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企业犯罪案件的处理，发布了原则性的指导文件和典型示范案例，将对民营企业的刑事司法保护落实到案件处理当中。但是，至今未有与民营企业刑事合规直接相关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出台。民营企业的经营更具有市场性和利益驱动性，仅依靠政策的引导，难以实现广泛的刑事合规。

　　因此，仍需建立完整的刑事合规制度，让民营企业直观地看到建立刑事合规计划的有效方式和实际利益。公司在面对指控时，可以通过证明其有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相关的有效刑事合规政策，将其员工的个人犯罪行为与单位意志相剥离，实现了对单位犯罪指控的抗辩。相关成功案例也能证明，中国刑事司法对公司刑事合规计划的认可，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也存在通过构建有效的刑事合规计划实现抗辩出罪的可能。